文：十月
我喜欢皮特这个名字，是因为我喜欢布拉德皮特，我粉他。在他长得特帅的中年时代，我就粉他。直到他认识了安吉丽娜朱莉，我更是一无既往地粉他们俩个。
有点跑题。
皮特从地上拾起一只面包，掸了掸。还能吃！他是这么对自己说的，他也是这么对自己和那只面包负责任的。才有，面包被带回家，出现在铺上了白色桌布的餐桌上；才有妻子将草莓酱铺在面包上。
很显然地，被带回家的那只面包，切片吃。皮特先吃了一片，然后是妻子吃，然后孩子也得吃。
皮特和茱莉亚结婚的时候，正好是他们一起出国的第二年。他们先去了美国，又从美国开车抵达了加拿大的多伦多。那天，人生几何不是最重要的事，能有个身份证明你是这个国家的人，才重要。
最幸福的日子，就是可以一起踩在太阳升起之前，妻子爆破了一个煎蛋，全熟的，吃饱了才能一起去SENECA COLLEAGUE读个专业。为了三年之后的那天，她有了一份令皮特踏实得可以不再去面包店。
打工。
不是所有移民都必须经历的大事件，但皮特经历过，抛去了以往的自己对未来的淡定。而我这么想，没有面包的苦日子，我不信你仍然可以淡定得像那只，落在小荷上的蜻蜓。那只是南宋的杨万里辞官回家之后，看见了他的田园山水和他的小清新之后，才有的情节。
皮特没有。
他就得早上五点起床，他就得六点骑单车到面包店，他就得哪怕是大雪纷飞，他就得为晚间有个面包吃的晚间，他就得为了他的杨柳，堆烟。
他就得有一份勇气。
发生在我们没有面包吃的那刻，才会被莫名的激发，才会有可以莫名地懂得。我必须得有点勇气，抛开渐行渐远的诗歌里的莫名之小清新，我才可以，粉那个好莱坞的布拉德皮特和安吉丽娜朱莉。
在A Loaf of Bread之后。
文章2014年6月27日刊登于渥太华《中华导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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